该书1992年出版成为花儿寻根的奠基之作
笔者（左三）在松鸣岩花儿会与同行交流 杨敦 摄
【资料图】
青山享盛会 杨敦 摄
花儿在心上 杨敦 摄
●郭正清
文化是人类自由的诞生地，借助文化，人类逐渐将命运转移到自己手中。文化的生命力存活在人类的创造性中，人类又从文化的存活中，不断激发创造性灵感，寻求文化的本源及其发展方向。
流行于甘、青、宁、新四省区之汉、回、土、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蒙古9个民族传唱的花儿，是劳动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声，是他们生活的灵魂。花儿生长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土壤中，显示出生命和光彩，就像春天原野上的野火，燃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花儿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他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其中有大量、深邃的生活体验。历史证明，花儿形成于相对落后的自然经济时期，地域相对偏僻、交通相对闭塞、经济相对落后、群众生活相对贫穷。花儿成为当时人们化解痛苦的良药、排解苦闷的苦酒、渴求爱情的呼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们最大的梦想；对衣食富足和自由爱情的向往，是人类普遍的愿望，爱情成为花儿吟唱的主题；花儿具有人性中最美的品格，即在悲观的境遇中追求乐观生活的精神；花儿是苦和悲的水流成情和爱的河中翻出的浪花；花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诉求，人民的抒怀，是花儿的根。
新中国成立后，花儿从隐藏的山野中大方地走出来，在大众的舞台上逼真、鲜活地展现其娇美之姿。文人学士们开始端详她的面貌、探寻她的生平，想方设法超越她的实际存在，标新立异地为其戴上各种名目的桂冠。特别是在1981年7月召开的甘肃省首次花儿学术讨论会上，一些人对传统的花儿名称作出学术修正，把固有的“河州花儿”改名为“河湟花儿”，这是对花儿根源的一个颠覆。
花儿的根在哪里？这对于既是专业音乐工作者、又是土生土长在花儿沃土中的王沛来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他确认，花儿的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中、花儿演唱者的歌声中，而不是在学者们脱离实际的学术发明中。但这需要证明，由此，王沛开始了长达几十年艰难的花儿寻根之旅。
花儿寻根的奠基之作
《河州花儿研究》
1981年至1985年，5年时间里，王沛遍访了甘、青、宁、新等省区的花儿流行地和著名花儿歌手，深入到村镇农舍和田间地头，记录当地的方言土语和民情风俗。他不仅关注因时空变化引起的花儿唱式唱词的多样变化，而且关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俗、宗教、社情的差异对花儿带来的影响；不仅记录演唱者的民族、姓名、性别、年龄，而且记录演唱者的艺术生涯及演唱时的手势、表情、不同发声方法和衬词、词句的表现方式。他从个体到群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花儿的传承性和变异性上，全方位地了解花儿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状态。
他在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包括数量巨大的口头录音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撰文，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来说明花儿的发生根源和发展方向。1986年的《陇苗》文艺月刊连续6期刊载了他约10万字长篇论文《河州花儿》，文章从10个方面进行专题探讨，改变了以往研究者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花儿（即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搅在一起研究的含混局面，专门对河州花儿发生、发展历史进行深入探索和清晰梳理，从理论上明确了其定义。
他又用五六年时间，继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对《河州花儿》进行较大的补充修改，并且数易其稿，增补为34万字的《河州花儿研究》专著，于199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这本书是对花儿整体研究形成的创造性成果，对花儿之根作出准确表述。一是作者首次提出河州花儿是生活在古河州地区的羌汉民歌融合形成的观点。他认为：“花儿是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沃土上诞生、成长、开放的民间音乐艺术奇葩，闪现着多民族艺术的光彩。从传说和花儿形成的不同时期中，可以看出：花儿是秦、南北朝时羌汉民族融合而具雏形，经过隋、元时期汉族及汉化羌族、藏族的演唱趋于形成和完善，明至民国时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等民族的演唱和传播，使花儿完全成熟，成了西北许多民族喜爱的山歌”。二是作者勇敢地捍卫了河州花儿的传统称谓和固有概念。他认为：“河州花儿，是以花儿的产生地和当地人们对山歌的特殊称谓而得名的。河州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古老名称。根据史书记载，十六国时前凉分凉州置州，治所在枹罕（今临夏市西），曾先后设为镇、州、路、卫、府等。所辖之境，虽因朝代的变迁和战争的动乱，屡有变化，但大致相当于现在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和青海省民和县以东的地区。明清之际，青海省的大通县（旧称大通堡），也常在河州的管辖之内。由于山水相连和长期的相互往来，这一区域的各个民族均以‘河州话’作为共同生活的语言，把用‘河州话’演唱的山歌称为‘河州花儿’，这是由来已久，被这里的人们公认的名称。1928年青海建省后，始有‘青海花儿’之名。‘宁夏花儿’‘新疆花儿’等，是在‘青海花儿’之后出现的。在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出版的传统花儿中，大量出现署名《河州令》的曲谱和反映河州风貌的唱词，是对河州花儿名称最好的说明”。三是作者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立志为花儿寻根的主观意志。他认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从外部看与从内部看是有差异的。我是河州花儿故乡的人，从小的耳濡目染和近二十年的调查研究，使我从各民族歌手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从前人的许多论著中得到了宝贵的教益。河州花儿博大精深的艺术美，驱使我奋笔疾书，试想通过专题的探讨，使人们对河州花儿有个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
王沛的这部著作，从花儿产生的文化背景、历史沿革、民间传说、民族迁徙融合、河州方言、曲令名称、演唱者的民族属性、典型词曲的比较和遗留民俗的纵横研究的基础上，多角度、多层次、立体性地揭示出花儿的产生及流变规律，对花儿研究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
《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
申报世遗的确凿文证
花儿的奇特格律、美妙的表达方式及多民族民歌特征，不只获得国内广泛赞誉，也引起世界瞩目。2000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项目行为计划》，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自2001年到2003年历时两年对中国民歌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抢救性考察。他们深入到我省的岷县、永靖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同仁县、尖扎县等地，对不同民族、地区的民歌进行采访研究，其中花儿占有相当大比例。2004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考察成果返还原采录地，同时为各采录地颁发“民歌考察地”牌匾；同年，中国民协计划编撰一套《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花儿列在其中，并邀请王沛撰稿。
王沛再一次走上花儿的寻根之路。他先后赴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四川考察，访问众多学者和花儿歌唱家，搜集数量不菲的口头和文本资料（包括大量的图片资料）。在坚实的调查材料基础上，他撰写了《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这本向联合国教科文推介花儿的著作。在撰写过程中，作者不囿成说，发现创新。“他力图兼容和吸纳各种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的学术成果；全面记录历代政治家、组织者和热心人对花儿的保护举措；客观地介绍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的源流、发展、艺术特色以及花儿会的盛况；更突出的是生动地记载了各民族优秀的民歌手在传承与创作花儿上为保存和传播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全书分7章18节，分别从花儿文化形式概说、花儿传承人及研究、花儿文化形式推介的达标程度评估、濒危报告、保护利用发展之计划、国际与国内著名专家对花儿文化形式的专题评价与权威研究文章精选、花儿文化传承群体中代表人物的点评等方面进行纵横、全面的论述。对花儿文化的载体、分布、民族、性质、价值，对花儿和花儿会的历史、发展、象征、功能，对花儿歌手的艺术分类和演唱特点等方面作系统介绍和客观评价。全书图文并茂，特别是书中引用166幅照片，起到画龙点睛作用。该书对全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花儿这一民歌奇葩，发挥了直观、重要的推介作用，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花儿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起到关键作用。
历时两年，王沛完成了全书的撰述校对，2006年7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好评。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市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花儿成功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花儿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一，将花儿列入世界非遗，不仅有利于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使其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和理解，而且有助于人们对这项文化遗产文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二，对这项文化遗产的持有者——花儿歌手来说，无疑将大大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创造性和参与演唱活动的积极性，并会影响其后代，这对花儿的存续和传承极为有利；其三，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花儿研究的行列之中，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花儿被列入世界非遗，使其成为全人类共同财富，将加速花儿学的国际化，这对花儿的保护、使用、传承产生巨大的历史性影响；其四，国内外对河州花儿成因的揭示有了更深刻印象。
《中国花儿曲令全集》
花儿音乐的寻根壮举
该书由笔者建议、陈元龙拍板决定、王沛编写完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200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将此书列入“农村书屋”项目，同年10月第2次印刷。《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解决了中国花儿学史上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从花儿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廓清了笼罩在花儿学上空的重重迷雾。最早研究花儿曲令的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藏学家和花儿学家牙含章先生，于1936年发表在《甘肃民国日报》上的《花儿再序》论著中，“关于花儿结构的三个要素——句、令、调之解，编者紧紧抓住花儿的文学、音乐两大因素，指出其唱词结构、曲调称呼及其歌唱特色问题”。他用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描摹出《阿哥的肉令》（今称《河州三令》）、《西固令》（今称《仓啷啷令》）、《六六儿三令》《水红花令》《尕马儿令》《尕阿姐令》《尕花儿令》《拉木头令》及洮岷花儿中的《麻楷令》《两莲儿令》《阿乌令》等10多个花儿曲令的唱法、衬词、曲名及其音乐特色。之后有著名音乐家王云阶记录《山丹花》等花儿曲令并于1943年发表于《青海民国日报》“乐艺”副刊。再后是著名花儿学家张亚雄收集于其专著《花儿集》（1948年兰州版）的4首花儿曲令的曲谱，即《花儿谱（其一）》（张东江记谱）、《花儿谱（其二）》（张东江记谱）、《花儿谱（其三）》（逯登泰记谱）、《花儿谱（其一）》（王洛宾记谱），这是花儿曲令最早以简谱形式见诸书籍。再后，就是萌竹（逯登泰）1947年发表于《西北通讯》第八期上的《青海花儿新论》中他自己记谱的青海花儿《互助令儿》。以上花儿音乐的研究，虽数量不多、范围不大，但开启了花儿研究史的新阶段，意义重大。
新中国的成立使花儿音乐的研究和创作进入全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北民歌集·第一册陕甘宁之部》就收入《花儿》曲谱（原系张东江记谱），同时由新华书店兰州分店出版的由唐剑虹等合编的《西北回族民歌选·第一辑》中收有唐剑虹口述、任光迪记谱的6首花儿。突出的是，1949年9月青海解放，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文化部当即组织军队文艺工作者深入青海各地搜集民歌，其中一大部分是花儿，有56首之多，这些成果收入到紫辰整理的、1951年初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民歌》。同时期，陕西音协的关鹤岩、陈川静等音乐工作者到甘肃采风，在兰州发现了正在革大学习的花儿王朱仲禄，从而记录了朱仲禄演唱的许多花儿曲令。1954年，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仲禄整理的《花儿选》收有他们记谱的花儿曲令60首。自此以后，众多音乐工作者深入甘、青、宁、新各省区的乡村田间地头采集花儿，形成数量庞大的花儿音乐文本。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收集有花儿曲谱的花儿书籍百余部，载花儿曲令数千首。
《全集》编选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等省区传唱的各类花儿曲令360首，包括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的所有花儿流行地区的曲令，全面反映出花儿音乐形成、发展和流变的历史概貌。
王沛在《全集》前一部分“中国花儿曲令概述”中，将花儿音乐形成和发展分为3个时期。将新中国成立前的花儿音乐研究列为“拓荒期”；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期间的花儿音乐研究列为“开展期”；从1978年到现在的花儿音乐研究列为“辉煌期”，全面、科学、系统地概括和总结花儿音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花儿音乐形成、发展的脉络，正本清源，从音乐学上找到了花儿之根。
其次，从体现花儿地域文化特征的分类，理顺了花儿的根与分枝的关系。“花儿的地域文化风情及特色，体现的是花儿作为民间音乐重要部分在地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实际上，花儿的流布和传播，不是按照历代或现行的行政区划的域界进行的，而是跨地区、跨民族流行的。以往的花儿分类都是以省（自治区）行政区域来划分，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分类和编辑就是按省、自治区行政区域设立地方卷，按民族划分花儿曲令。这样做的后果，从根本上混淆了花儿的源流，看不清花儿的根和枝，引起了花儿概念的混乱。
《全集》中，王沛把花儿分为两大类，即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河州花儿中分为地名令、族名令、花名令、人名令、衬名令；洮岷花儿分作莲花山曲令、二郎山曲令。这种分法体现出花儿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特征，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花儿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圈，花儿流行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汇集地，花儿在形成和发展中，有西北各个民族的创造和贡献，成为多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花儿文化圈联络着大西北各族人民，增进着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社会和谐。王沛的地域花儿分类，更正确地说明，花儿的地域文化特征反映了花儿是在长期的人地音乐交流中产生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从花儿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语言环境的关系中，考察其产生根源。
再次，从域外“山歌”中分析花儿，并赋予令名的创新研究，解决了花儿随时空条件变化不断发展的问题。“在花儿传唱过程中，有一部曲调活跃在花儿中心区外的某些地区，但称谓已经衍变为‘山歌’。”王沛根据这些曲调和歌词特点与花儿相同这一原则，将它们收编为花儿，并以当地地名作为令名，如《榆中令》《甘谷令》《会宁令》《平凉令》《漳县令》《民乐令》《高台令》等，这是第一次将杂处于山歌中的花儿甄别出来予以命名，并编入花儿行列中，这对于理清花儿的根系枝蔓，保护花儿生态，具有非凡意义。
还有一本书《中国花儿散论》，是王沛数十年学术文论的集中亮相，也是他人生轨迹的完整呈现。他的花儿寻根之旅是艰难的，但收获丰硕。经过他和其他一些同志几十年的努力，“河州花儿”之名现已取得国人认可，成为花儿学术界共识，花儿的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
编辑：马少华责任编辑：孔令定
